《克丽奥眼中的科学》（修订版），刘兵著，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
刘兵兄的《克丽奥眼中的科学――科学编史学初论》初版于1996年，我为那个初版写了序；现在此书又迎来了新的修订版，他再次征序于我。就像他为我的《天学真原》初版（1992）和新版（2004）都写了序一样，我也不能不
刘兵率先在国内鼓吹科学编史学，十余年于兹矣。效果如何？可用两句话概括之，曰：成效显著，影响深远。这两句判断，当然不是我为老朋友捧场随口徒托空言，而是有真凭实据的。
成效之实据安在？先看下列论文目录：
刘晓雪：布鲁诺再认识――耶兹的有关研究及其启示（已毕业之硕士论文）
王延峰：对福尔曼魏玛文化与量子力学关系研究的编史学研究（已毕业之硕士论文）
章梅芳：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（已毕业之博士论文）
卢卫红：人类学进路科学史的科学编史学研究（已毕业之博士论文）
王延峰：皮克林的社会建构论研究（已毕业之博士论文）
谭 笑：科学修辞学进路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（撰写中之博士论文）
王 哲：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（撰写中之博士论文）
杜严勇：对爱因斯坦研究的编史学研究（撰写中之博士论文）
宋金榜：视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（撰写中之博士论文）
董丽丽：对伽里森的科学编史学研究（撰写中之博士论文）
此8篇博士论文和2篇硕士论文，皆为刘兵所指导。不难想见，刘兵在这些学生思想中播下的“科学编史学”之种，将随着这些学生的毕业，而在四方发芽生根，开花结实。
影响之实据安在？请先看下列高校名单：
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内蒙古大学、内蒙古师范大学、武汉理工大学
……
请原谅我未能获得完整的统计数据。仅据我个人见闻所及，上述高校都采用《克丽奥眼中的科学》作为相关课程的教材或参考教材。
所谓“科学编史学”，刘兵给出的定义是一个连环套。“编史学”的定义是：“对于历史的撰写、历史的方法、解释和争论的研究”；“科学编史学”的定义是：“对科学史进行的编史学的研究”。这听起来似乎相当抽象，相当学术化，若用大白话来说，则“科学史理论研究”一语，差能近之。
这种学问的价值何在呢？可以从科学、科学史、科学编史学三者的关系来入手考虑。
我和刘兵的共同朋友，北大的刘华杰教授，倡学问分“阶”之说，比如科学本身为一阶，则科学史为二阶，而科学编史学为三阶……有趣的是，在一些怀有偏见的人看来，学问中“阶”数越小则越尊贵，“阶”数越大则越可以鄙视。按照这样的标尺，刘兵的科学编史学研究“阶”数为三，自然是没有尊贵可言的了。幸好刘兵从来没有将这类偏见放在眼里过，否则他恐怕就不研究科学编史学了。
如果将通常的科学研究活动称为一阶的，而将科学史研究（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）称为二阶的，那么科学编史学就将是三阶的了。当然，对一个科学史研究的从业者来说，他也完全可以将科学史视为一阶（尽管这样做丝毫不会让那些怀有偏见的人对科学史更加尊重），那么科学编史学就成为二阶。但是，在上面这个“阶系”中，不管我们选择哪一个坐标原点，科学编史学都脱不了“对研究进行研究”的身份。
所以，科学编史学的价值，首先就体现在对科学史研究的帮助上。它帮助科学史研究者回顾以往研究的成败得失，也帮助科学史研究者思考新的研究路径。
当然，科学编史学在这方面的价值，迄今为止，也许并未得到科学史研究者普遍一致的认同。有些研究者认为，只有进行一阶的研究，才是“真功夫”，才有学术价值。这种狭隘功利的观念，导致一些人轻视科学史研究，这样的人当然更会轻视科学编史学的研究。即使在科学史界，认为科学编史学不着边际、不切实用的，恐怕也还颇有人在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，我在1996年《克丽奥眼中的科学》初版序中已经谈到过。
不过，十几年过去，情况显然有所改善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科学编史学的学术价值，此则刘兵鼓吹之功，不可没也。
刘兵所从事的科学编史学研究，除了对科学史有意义之外，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，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几句。
从1996年到2009年，这十几年间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必须考虑，即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处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变。
1996年时，科学史是一个默默无闻的、被严重边缘化了的、甚至其从业者的生存都成问题的小小学科。借用证券行业的术语，我在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，将这个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比喻为“走出阶段性底部的第一根阳线”。如果这个比喻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么1996年的中国科学史界，确实可以说是在“底部”挣扎着。
然而到了2009年，科学史虽然依旧是一个小的交叉学科，但她至少已经被国家承认为理科一级学科，除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个国家队，全国高校中已经有了4个科学史系；更重要的是，以科学史、科学哲学、科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依托的科学文化传播，在国内公众媒体中的话语日益增长，正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科学编史学对以往科学史的反思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，就远远越出了科学史的象牙之塔，而开始对公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了。例如，当刘兵对国内科学史中的“辉格解释”进行研究之后，就不可能不对以往科学史面向大众的主要接口――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“科普”――产生某种震撼性的、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。
也就是说，随着科学文化对公众话语影响的增长，科学编史学的研究成果将有机会被“放大”。我认为，这应该是今后科学编史学研究中进一步注意的一个方面。
最近十多年来，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，有时也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，即：一个人在提倡某种学术研究时，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？
在我们以往的思维习惯中，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个人渺小化，将个人的作用虚无化。一个人如果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他必须说这是“领导英明”和“同事协作”的结果，这样才被认为是得体的；如果他表示“这确实是我自己多年来努力的结果”，领导和同事们就要在心里悄悄不高兴了。在这样一种大家都习惯的氛围中，我们往往不敢想象或展望个人在提倡某种学术研究时的作用。
现在，看来是考虑改变上面这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了。因为刘兵让我们看到了反例。
在我的视野中，这些年来，在学术界大力提倡科学编史学研究的，就是刘兵单枪匹马一个人。但是他却已经让科学编史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。套用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套话，可以说“他成功了”。成功的原因，我姑且先归纳出两个：
一是由于他持续不断的努力。十余年来一以贯之，这在个人方面倒也不是太难――有一定毅力的学者都能做到。但在效果上来说，就相当可观了。在如今众声喧哗、泡沫腾飞、信息爆炸的学术环境中，只有长期坚持，才可能产生足够的效果。当然，这是以所坚持的是严肃认真的学术为前提的。反之，我们看到有些纯粹哗众取宠的妄人言论，“毅力”倒也不小，已经“坚持”好几年了，效果则只是让人看到小丑跳梁，成为笑柄。
二是由于刘兵持续进行学术文本和大众阅读文本之间的跨文本写作。如果说持续的学术研究是基本信号，那么持续的跨文本写作就是强大的“功放级”，使得刘兵的声音覆盖面宽阔，而且能够传播到距离遥远的地方。曾有传言曰“有科学的地方就有刘兵”，这话当然会被有些人利用来讽刺刘兵，但又何尝没有一点与昔日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异曲同工之处呢？
在持续进行跨文本写作以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这一点上，我与刘兵深有同好。有些人士甚至已经将我们两人视为中国当代“科学文化运动”的倡导者，这在我们自己当然愧不敢当，但也确实表明，一小群人持续的跨文本写作，真的有可能产生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大得多的影响和作用。
火热的社会生活，和象牙之塔中的学术思考，两者未必总是格格不入的。任何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――哪怕是“三阶”的科学编史学，都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。当我为《克丽奥眼中的科学》（修订版）写完这篇新版序时，这是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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